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信仰的建构竟然逆道而行，也就是说，信仰的建构不是越来越被关注，而是越来越不被关注，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信仰的因素也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其中，仪式、信徒两者，可以称之为宗教组织。[99]这意味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要先信仰起来，首先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
因为作为一种终极关怀，普世关怀全然是主观的，也仅仅是一种理想尺度。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因为，这一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79]所以，康德提示说：只有在信仰参与后，我们确实才有希望有一天以我们为配当幸福做努力的程度分享幸福。[61]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154页，晏可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那么，在一幕幕兴衰沉浮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什么规律？冥冥之中，应该存在着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这兴衰沉浮都泛泛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因此，尽管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但是却极少推崇宗教,更不要说对于信仰的推崇。例如，法国是英国的两倍，还曾经诞生过血腥的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过英国，[9]原因何在？无疑就与法国走的是无神论加个人主义的道路，而不是有神论加个人主义的道路，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先基督教起来密切相关。
然而，很多的宗教选择，却都是表面上高举自由的旗帜，但是，却暗自去以平等取代自由。但是，西方的先信仰起来却是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针对的是灵魂的维度。换言之，科学的产生一定需要某种坚定不移的预设：对象世界不是崇拜的世界，也不是看破红尘的世界，更不是妖魔乱舞的世界，而是一个价值的世界。倘若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意识到吾生有事，并毅然直面信仰这一大事因缘出世。
[67]尼布尔：正是基督教信仰把个人从政治集团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并使个人有一种信念：借此个人便能公然蔑视强权的命令，使国家企图将他纯粹当做工具的企图落空。 总之，一个先自由起来、先爱起来、先美起来的人，必定是一个先信仰起来的人。
由此，在使人成为人与最大限度高扬人、最大限度鼓舞人的同时，也就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人、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人。人类世界是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中实现的，其中作为第一进向的人与自然的维度、第二进向的人与社会的维度又都可以一并称之为现实维度。在希腊人眼里，绝对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人。由此，也就不难看出黑格尔、卡莱尔之所以赞誉路德，说他一个人就把欧洲带出了黑暗，英国宗教学家林赛之所以赞誉路德，说他重新发现了宗教，是颇有道理的。
这是拉丁文化圈的一次启蒙运动，导致的，是法国人的无神论加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现代化与斯拉夫人的无神论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换言之，导致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并不彻底）。信仰的建构，无疑并非中国文化的强项，也确实是中国文化之不足，但是，却也绝非中国文化之不能。需要的时候，祭祀之，不需要了，则不祭祀之，或者转而祭祀它神。显然，由上所述，信仰之为信仰，就正是一种无形、无限的东西。
然而，伴随着英国的宗教改革（安立甘宗、圣公会。例如，以300年为一个周期、以500年为一个周期，由此，我们立即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的命运其实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衰败，但是，也有些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其实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经命中注定了终将崛起。
在这方面，颇具深意的是，我们都知道，1874年，法国的雨果曾经针对法国1793年的大革命写就了反省之作《九三年》，可是，就在1793年这一年，康德却已经针对法国1793年的大革命写就了反省之作《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它所开创的现代化模式，被称为：盎格鲁圈。
很久以前，基督教曾完成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它从精神上把人从曾经在古代甚至扩散到宗教生活上的社会和国家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可是，在北欧的文艺复兴中却被肆意忽视，并且令人遗憾地又一次回到了有限性(自然性)。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本主义现代化、法国人的人本主义的现代化与斯拉夫人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真正引领了全世界的改革开放的，也是北欧的宗教改革——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信仰绝无可能，唯一良策是：另起炉灶，也就是去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生命的无限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在西方思想中始终都在积极探索的问题。
[19]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第34页，安启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因为人性的进化只能够是最后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最初的规定，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是没有根据的。
[81]最终，一个可以导致充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生活与发展的社会共同体被成功地建构了起来。然而，无疑是因为宗教传统的匮乏，中国天然地规避开了英国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也天然地规避开了西方现代化的真正源头，并且转而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法国为代表的现代化道路。
于是，自由终于站到了它之原意的对立面一边。一方面是以仁为本，一方面却是忠孝为本。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的三个国家，荷兰（革新教、自由新教和路德教等新教派别）、英国、美国。同理，西方思想家由此也得以引导西方人从弱肉强食、自己限制自己的食物链中挣脱出来，使自身回到自由存在。） [45]在这里，存在着英国美国的有神论的唯心主义、法国俄罗斯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以及中国的无神论的唯心主义（禅宗、心学）三种类型，其中的差异值得研究，详见下篇。[36] 至于人类的哲学、艺术与宗教等等，则都被看做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所谓内在超越说。因为我们有权力去做的事，也有权力不去做。
因为任何人的每一次自由决断都是试图在自己的生活中打开某种可能性，如前所述，把自己的选择完全置之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决断之下，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全部行动的唯一原因，这恰恰就是人的全部可能性的确证。从春秋到唐宋，到明清，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经三次沦落，更历经唐宋前的集权发展与明清开始的极（君）权发展，走过的不是弃恶扬善的道路，而是弃恶扬善的劣币淘汰良币道路。
换言之，并不是欧洲的任何宗教都成为现代化的绝大推动力量。区别于巫昧之园的合理化进程中的社会（韦伯），等等。
因此，自身也就干脆被劈为两半，一半是肉，一半是灵，然后，再以后者去直接独自面对绝对而唯一的上帝，以便去赋予它一种神圣的价值。[3]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的崛起的背后应该确乎存在着规律，在冥冥之中也还确乎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基督教。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宗教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只有这类宗教才可以称之为宗教。[85] 无神论的唯心主义，对于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化极为重要。
[86] 与此相关，还有老子的慈、墨子的兼爱、庄子的性命之情，限于篇幅，对于同样存在着的道家、墨家的宗教向度，本文暂不做讨论。[25]于是，作为完整的自由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的自由，也就在基督教中被特别地予以关注、予以开掘、予以凸显。
信仰之为信仰所导致的一点两面中两面的另外一面，则是在灵魂面前人人平等。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也必须让位于一切权利不属于私人。
[57]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61页，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58]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46页，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98] 卡西尔：《人论》，第70页，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